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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主要师父之一,苏军系统强力机构“格鲁乌”溯往

来源:admin  2019-03-14 10:29

传说俄罗斯的一个在车臣作战的特种部队分队驻地,有一个独特的纪念碑,军事侦察兵们用鹅卵石堆起了一个类似古代岗楼的锥形纪念碑,碑尖上有一顶士兵头盔,数颗由钢制成的军星,闪着血红色的光,点起了长明灯,就像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的长明灯一样。每当军事侦察特种兵完成战斗任务归来,都会来到碑前,献上鲜花,照看长明灯,纪念在反恐战争中牺牲的战友。

这支特种部队分队就是隶属于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也就是格鲁乌下属的一支突击部队。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主要师父之一,苏军系统强力机构“格鲁乌”溯往

 

提起前苏联的情报机关,人们第一反应便是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格鲁乌,却一直隐藏在深深的铁幕之后。很多情报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在街头巷尾的闲牙中,也都成了克格勃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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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B章

格鲁乌(GRU,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是前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其历史过程要细细梳理,恐怕很难。究其原因倒不光在于格鲁乌的起起伏伏,更主要的是自它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还有,它的早期活动史,和著名的共产国际纠结在一起。更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格鲁乌”是完全隶属于军方管制的情报机构,这和“克格勃”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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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格鲁乌’章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苏联红军于6月份组建了东方战线,下辖5个集团军。同期,东方战线建立第一个登记部,统管情报工作;随后组成的一些新的战线又都组建了自己的登记部和自己的情报网。此时的苏联还叫苏俄(苏维尔俄国)已经有了名为“契卡(肃反委员会)”的情报和秘密警察合二为一的组织,便是后来的克格勃。‘契卡’已经拥有了自己最初的情报网络,在苏俄巨头之一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凭着列宁授予它的无限权利,不免时时与武装部队的登记部发生冲突。

1918年底,各个战线的登记部都开始正常运转,此时红军总参谋部却还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工作的汇总混乱不堪,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调度,各个阵线各行其是的事比比皆是。

1919年10月21日,列宁签署法令,成立“共和国野战参谋登记处”,这是一个在俄国各红军部队已建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军事情报最高领导机关,这就是格鲁乌的前身。“登记部”成立后,从契卡派去阿拉诺夫任部长,他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契卡成员的头衔。从这时开始,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军队情报部门的首脑必须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

1921年,列宁在错误的情报指导下进攻波兰,战斗失利。痛定思痛,列宁决定整顿情报工作,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走马上任“登记部”。不久,别尔津对“登记部”进行了改组,重新组建了情报局,以代替“登记部”。这个机构被称为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最后定名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即“格鲁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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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津

别尔津,可以称之为‘苏军情报之父’或‘格鲁乌之父’。同样,在他的领导下,那个时期的远东间谍派遣也达到一个小高潮,很多间谍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参与、指导了中共早期革命。

1937-1938年间,苏联发生了著名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别尔津在内的大批红军情报部门人员被残酷的“清洗”,整个格鲁乌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次年,苏联红军进攻芬兰,因情报信息的迟滞被重创。

幸运的是,在这场动乱中大批在国外工作的格鲁乌人员得以幸存,这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牢固的情报基础。

二战开始前后,军事情报又逐渐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重视,1940年6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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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1961年苏联元帅。他是一个多面手,内战期间当过的政治委员,1395年的旅级指挥员,大清洗后出任主管情报的总参侦察局局长,后来还当过外交代表和英法谈判,莫斯科战役时他的第10集团军在反攻时打的最远,1943年春季他是红军最成功的方面军司令,红军总干部部长,装甲兵学院院长,苏军总政治部主任,赫鲁晓夫期红人。

在斯大林的亲自命令下,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欧洲和美国,打开苏联在西方欧美的情报通道。格鲁乌由此在全球建立了颇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其中在欧洲主要是搜集各种军事情报,以利于展开军事行动,在美国则主要是搜集军工科学方面的信息,这对发展苏联的国防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在 菲利普.戈利科夫卓有成效的领导下,格鲁乌高效的运转起来,源源不断的情报从全世界各地不断的传送到莫斯科。

纵观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格鲁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已经成为传奇、也是情报界视之为样板的情报网,主要有:欧洲的特雷帕尔情报小组、“红色乐队”、“拉多”情报网;亚洲地区的左尔格(拉姆扎)小组,‘满洲情报小组’;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

1929年底,左尔格和他的两名苏联同事一起被派到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这里是他间谍生涯的第一站。从此以后,左尔格在远东从事了很多年情报工作,其卓有成效的情报使得苏军在战略上步步得胜,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其在情报史上的业绩,历史学家的结论是:是左尔格拯救了莫斯科,拯救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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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纪念邮票

特别指出的是自佐尔格进入中国上海,在短短的三年里,他在中国华北、华南、华东等几乎半个中国地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为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去东京再建情报小组后,他的继任者华尔顿(即旧上海租界著名的‘怪西人案’主人公)在1933年至1935年间再接再厉,将共产国际(格鲁乌)中国情报组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然而,由于华尔顿的直接下线(联络员)陆海防、陆独步兄弟的叛变, 共产国际(格鲁乌)中国情报组织遭到灭顶之灾, 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一度陷入停顿。

随后,中共党员苏子元(最初于1926年海参崴接受格鲁乌军事情报训练,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苏东部主任(副部级)。1994年7月2日,苏子元在北京病逝)、张永兴(烈士)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地区情报部(共产国际第四情报科,即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结束了学习后,由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的派遣,回到国内齐齐哈尔,以此为依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满洲情报组”同日本关东军再次展开较量。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格鲁乌直接指导工作)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他们在莫斯科设立军事情报学校(国际列宁学校),招收大批中共党员、爱国青年, 加以正规培训, 分批分期派回东北,展开了猛烈的秘密战,机场被炸、 货场被烧、铁路中断。。。日本关东军与伪满警方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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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元

当然,隐蔽战线的付出是残酷的,共产国际(格鲁乌)在中国情报组织的成员很多被捕杀。如这些中国国际特工的名字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张永兴、张克兴、陈福绪、乔两忱、关奎群、王海漫、谭继恕和蓝岳宣等等,许许多多我们还来不及知道,或者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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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兴烈士

格鲁乌的欧洲特雷帕尔情报组主要在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和德国开展活动。这个情报网同样准确的提供了德军即将入侵苏联的情报,但是当时斯大林并没有相信。在整个战争中,特雷帕尔情报网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动态、数据和政策等情报,为战争的进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色乐队”情报组主要在德国活动,有100来个成员(主要是德国左翼人士和一些亲近苏维尔,反对希特勒的高官亲属),两个德国人是他们的领导。这个情报组织的很多成员渗透到了德军的高级职位,因此能提供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军事部署、武器等等。但格鲁乌派出的情报指挥官对这个情报组织的最后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包括前苏联的许多影视作品都对这一组织有过描述。如著名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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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海报

“拉多”情报组(也有称之为多拉情报组)曾经是情报史上一个难解之谜。许多情报史专家对这个小组的情报的精准,迅速,以及在德国情报机关严密的监听和侦查下,仍然能不停的向莫斯科发送及时,有效的东线军事情报感到不解。

‘拉多’小组最初是由别尔津在三十年代晚期派遣的阿努洛夫(代号克斯佳)少校在瑞士建立的情报组。特情组移交给尚多尔.拉多领导,阿努洛夫被召回莫斯科。尚多尔·拉多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党人,1918年匈牙利“秋玫瑰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极具天赋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精通匈、德、俄、英、法五国语言,自1929年开始与红军情报部(格鲁乌)合作。

战前苏联红军情报部又将另一谍报组“塞维利亚”(组长拉舍尔·丘宾多费尔)移交给尚多尔.拉多,并入‘拉多’小组,‘拉多’小组最高峰时多达77名特工,人员分散在日内瓦,伯尔尼和苏黎世。

1942年尚多尔.拉多领导的“拉多”小组向苏联谍报中心发出了八百封密码电报(约一千一百页)。1943年1月1日至6月15日苏联谍报中心从他那里获得了750封电报。总计下来,仅在1942至1943年间瑞士特情组就提供了三千多页密件。“拉多”小组甚至能够回答苏联关于具体的德国军事单位、德军将领和希特勒总部的询问,以及其他许多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些情报大部分是在柏林有关的总部知道后不到24小时,莫斯科就能收到。战后,苏联总参谋部评价‘拉多’情报组的工作时,几位专家甚至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瑞士赢得的。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主要师父之一,苏军系统强力机构“格鲁乌”溯往

 

二战刚结束时格鲁乌因为一度失去了主要战略目标,沉寂了下来。冷战的到来,让苏联克格勃在世界特工舞台上出尽了风头。1953年,贝利亚将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同年6月,贝利亚被捕并被枪毙。

此后军队系统逐渐开始掌权,朱可夫元帅使总参情报部完全从属于军队的一个部门,这时的格鲁乌又占据了国家情报的半壁江山。逐渐的形成了国家安全和警察这两大体系。

再以后格鲁乌曾再度受控于克格勃,但是克格勃始终无法取代格鲁乌的军事地位。

1987年底,科里沃斯耶夫少将担任了格鲁乌第19任领导,军人出身的他着手将格鲁乌摆脱克格勃的控制。格鲁乌主任作为国防部长的助手,可间接地参加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或在军事层面为最高领导人提供情报资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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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格鲁乌总部原设在莫斯科市阿尔巴特街的俄军总参谋部内,现已迁址至莫斯科市霍罗舍沃公路地区。总部内约有5000余人,派到外国的谍报人员另有一千三、四百人,估计各类人约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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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参观‘格鲁乌’新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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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乌新总部内景一窥

该部机构设置分为部、局(直属处)、处(室)、科四级建制。共22个局、2个院、所,10个处、室。1个直属科。第一局为欧洲军事战略情报局。

第二到第四局是对其他地区进行秘密情报活动的军事战略情报局。

第二局负责搜集北大西洋和东欧各国的战略情报。

第三局负责搜集美、英和中南美各国及英联邦各国的战略情报。

第四局负责搜集从中东到亚洲各国的战略情报。

第五局是作战情报局,负责军事作战方面的所有谋略破坏活动。

第六局是电子情报局。主要进行电子情报活动。

第七到第十二局都是情报资料研究机构。

还有特别行动局,主要进行对外颠覆破坏、暗杀、绑架、策反、心战等活动。

空间情报局,负责问谍卫星情报;外事局,又称国防部外事局,负责苏(俄)军的外事活动,并从中进行间谍情报活动;训练局,负责培训间谍情报人员。

行动技术局,负责所有谍报人员的技术装备、设备。

行政技术局,负责外汇和黄金等贵重物品;

另外还有通信局、人事局等。

直属处有:

直属第一处,负责莫斯科地区的间谍情报活动。

直属第二处,负责在柏林地区的谍报活动。

直属第三处,负责在第三世界和恐怖组织中进行谍报活动。

直属第四处,负责在古巴对美国进行谍报活动。

直属第五处为政治处,直属第六处为财务处。

直属第七处为护照处,负责研究、伪造各国护照相各种票证。

直属第八处,负责文件的加密和解密。

直属第九处为当案处。

除此而外,格鲁乌还掌握着秘密的特种破坏部队。这支神秘的特种部队的建立也得益于当年的朱可夫元帅。五十年代中期,贝利亚倒台后,时任前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在边防军区建立特种情报颠覆部队,一旦发生战争或战前危机,该部队可以潜入敌后进行破坏活动。成立初期,该部队的服装千奇百怪,起初着摩托化步兵服装,后着飞行员和通信兵服装,最后才正式改穿特种兵服装。

1979年针对阿富汗的紧张局势,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成立土库曼军区特种部队。此部队成员都是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他们都会说阿富汗当地语言。这支部队成立后便被派往阿富汗战场,同克格勃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一起攻打阿富汗总统阿明的总统府。

1979年8月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敌后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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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阿富汗时期格鲁乌特种部队

1985年,由于阿富汗游击队对侵阿苏军构成重大的威胁,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决定向阿富汗增派两支约6000人的特种部队。在苏阿这场战争中,“格鲁乌”特种部队共损失191人,而消灭了5000多名阿富汗圣战者。他们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一个师。在苏军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它是最后一支撤出的部队。还有专供格鲁乌挑选干部的学校,如基辅的联合军事学院,伏龙芝学院也有一个系在训练未来的侦察员,苏联驻外使馆武官和航空公司驻外办事处人员也由它派出。目前该局拥有24个训练有素的特种突击旅,人数总计约3万人。其主要任务是威慑和阻止突然袭击,并对敌后进行打击。主要基地设在俄罗斯梁赞州的丘奇科沃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大部分军政遗产,格鲁乌成了俄军总参谋部情报局。

今天,他们的影子仍然出现在俄罗斯的各个战场上,如,当年定点清除车臣武装头目杜达耶夫便是格鲁乌的杰作之一。而本文开始所说的那个特种部队‘长明灯墓碑’,便是格鲁乌特种部队的归途缩影。据说俄罗斯电影《第九突击队》、《风暴之门》便有不少格鲁乌特种部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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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突击队海报

每天一大早,俄国防部长的办公桌上,都会整齐地摆放着一沓“格鲁乌”军官们从世界各地发回的地区形势分析报告,特别重要的报告还将被直接送抵克里姆林宫,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普京曾经评价说:格鲁乌的工作就是高质量和可靠工作的同义词。

接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沧海桑田,相较他们的‘同胞兄弟,权利冤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原克格勃KGB),他们的行踪更为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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