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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最后一位军统北平站长被捕,潜伏北京多年

来源:上虞门户网  2023-11-23 18:00

1981年年初的北京街巷,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在大小胡同,欢声笑语充盈于人们的耳畔。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置办年货,空气里都是热闹喜庆的气氛。

在这样一个欢的日子里,借住在北京居民区一处小胡同五十来岁的小老头李家琪,在这一天吸引了全胡同大人小孩的目光。

五十来岁的李家琪,人生得其貌不扬,秃头圆脸,个子矮,人又胖。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人走路还有点瘸腿,据他自己说是有一次在户外劳动,不小心从高处跌落,然后就落下了残疾。

 

因此,即使人模人样的穿上了灰色中山装,那瘸腿的形象,感觉不是他在穿中山装,而是这一套笔挺的中山装,生生被他糟蹋了,真是怎么看怎么别扭。此外,这人还有一个明显的大缺陷,就是说话有些结巴。

可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的矮胖老头,却并不讨人厌。借住在小胡同的五叔家,李家琪整天乐呵呵地帮着忙里忙外,外出时,不论是碰到老人小孩,还是大姑娘小媳妇,他都主动热情问好,笑脸相迎。平日里,街坊邻居有个急事,他也是第一个跑来帮忙。

此外,李家琪的个人生活,也是大家争相羡慕的。他虽然整天也不见出门工作,可是,借住在五叔家,给五叔一大家子买吃的喝的都是好的,他自己抽的烟,不用说,自然是高档烟。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李家琪自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借住在五叔家,家里的日常开销,他大包大揽,出手阔绰,五叔家里的高档收音机、冷藏柜,都是他托人从香港给寄过来的。

这一天,他更是给五叔家带来了当时大陆地区非常稀罕少见的彩色电视机,吸引了全胡同大人小孩的目光。大家纷纷跑来看个新鲜。一时间,把五叔家小小的四合院,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一次,给李家琪亲自送来彩电的,是一个26岁名叫李相才的学生模样的年轻后生。

 

据李家琪自己说,这年轻人是自己在香港的妹妹李家宝的孩子。年轻人在给李家琪送完彩电后,两人又到李家琪的房间交谈了好久。大伙儿都猜想,舅舅外甥多年未见,一定有说不完的体己话儿。

不过,就在舅甥二人在房间交谈的当儿,有邻居注意到,李家琪的房门是紧紧关闭的,甚至连窗帘都严严实实地拉上了,让人不免觉得有些蹊跷。

可是,大伙儿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院子里打开的彩色电视机,目光久久沉浸在彩色电视机绚丽多彩的色彩中,对于这颇为蹊跷的一幕,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从李家琪的房间出来后,李相才向众人略显羞赧的笑了笑,就匆匆告别了。李家琪把他一直送到幽深胡同的尽头,才回来。

这一次的送彩电事件,不但让五叔一家,就是全胡同的人都对李家琪刮目相看,认为他又有本事,还有一个在香港的有出息的大外甥。

最重要的是,人还特别好,每到傍晚时分,在大伙儿吃完夜饭后,他便将大彩电搬到院子外,让大伙儿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嗑瓜子儿,天南地北的聊着天儿,真是惬意极了。

 

然而,在一众快乐的人群中,也有几个少数清醒者。一个是李家琪的五叔,还有几个便是胡同里不爱凑热闹的居民。他们冷眼旁观李家琪的种种表演,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五叔最大的怀疑便是李家琪口中的这个妹妹李家宝,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询问李家琪的时候,他又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其次便是每次从香港那边寄来的信件,李家琪都是一个人躲在房间,关闭门户,拉上窗帘,才拆开来看,看完后又马上烧掉。如果只是香港的亲戚们正常的书信往来,何必这样偷偷摸摸?

少数几个胡同的居民对李家琪的怀疑则是因为,李家琪口中的这个外甥,送完彩电,在胡同尽头与李家琪作别时,他并没有称呼李家琪为舅舅,而是一口一个“李先生”。

有几个警惕性高的居民,开始偷偷向警方举报李家琪的种种反常行为,警方随即盯上了李家琪的一举一动。

 

就在这期间,李家琪又因为对五叔家里的女眷们动手动脚,彻底激怒了五叔,很快,五叔就借着这个由头,将他赶了出来。

离开五叔家之后,李家琪又在姑妈家借住过一段时间。这之后,他才在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买了一处四合院,安心住了下来,再不必投亲靠友。

 

直到李家琪搬离了五叔家的胡同,后来辗转在大耳胡同买下居住地,与这些亲戚街坊再也没有联系的时候,五叔和这些胡同里的街坊们都不知道,李家琪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代号为7271的军统特务,还是北平站站长。

 

说起李家琪入军统,当特务的黑历史,真是说来话长。

李家琪1927年4月出生于河北丰润一户贫苦人家,在战乱中和父母亲一道来到北平,父亲在北平开了一间杂货铺,做着小本生意。

 

1941年,还在北平读高中的李家琪,毅然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担任交通员。“华北锄奸团”原先的目标是暗杀汉奸和反动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锄奸团对抗战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在锄奸团,李家琪学会了投毒、射击等多种暗杀技能。由于出手狠毒、下手干净利落,且最擅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家琪不久后便升任副组长。

抗战胜利后,李家琪隶属的军统机关,开始大肆暗杀革命志士、共产党员。1947年,李家琪奉命前往山东沂蒙解放区,抓捕、迫害大批进步青年和工厂工人。在一次行动中,有20多名无辜工人都惨遭李家琪毒手。

 

此时的李家琪,已经俨然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这年8月,李家琪在鲁中南解放区执行任务时,被人民解放军成功抓获,随即被投入监狱。1953年11月,李家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服刑期间,李家琪拒绝改造,还企图勾结串通企其他服刑人员,共同抵制改造。1958年,李家琪因再次涉嫌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按说,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就意味着李家琪余生都要在监狱中度过,再也不会为祸人间了。

可是,服刑至1975年,新中国对建国后监狱关押的战犯实行了大清理和特赦,这一政策的调整,让身在青海农场的李家琪,被解除了监禁,恢复了自由身。

虽然解除了监禁,按照上级要求,他们被陆续分配至青海各处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且个人行动仍然受到监视。

 

在农场劳动期间,贼心不死的李家琪,很快就认识了一个名叫陈天民的特务战犯,相似的遭遇和相同的身份,让两人很快臭味相投。陈天民告诉李家琪,自己已经找好关系,很快将离开农场,前往香港。

得知陈天民即将前往香港,李家琪兴奋不已。他请求陈天民到香港帮忙寻找自己住在香港红棉酒楼的妹妹李家宝。为此,他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陈天民亲手交给妹妹李家宝。

一个多月后,在李家琪焦急的等待中,远在香港的陈天民回信了。在信中,陈天民写道:“妹妹李家宝已找到,请安心等信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妹妹李家宝真的回信了。在信中,李家宝介绍了自己在香港的家庭情况,还诉说了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并表示此后将与哥哥多多联系。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封再普通不过的家书,看不出任何破绽。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妹妹,是国民党保密局安插在香港的特务,而信中所说多多联系,就是给李家琪派任务。

 

接信后李家琪愈发兴奋不已,又更加急不可耐。为了能够离开青海农场,李家琪在一次劳动中,故意装作不小心,狠心从高处将自己的一条腿摔断。

这之后,李家琪被送往北京治疗腿伤,又以需要别人照顾为由,顺理成章住进了五叔家中。

 

利用腿伤做掩护,离开青海后,李家琪就秘密前往广州,与保密局派出的一个名叫李相才的特务见了面。

见面后,李相才给李家琪带来了两台收录机,一本编密码用书,一盒香港黑头火柴,外加1000元经费。

 

正是有了这1000元经费,李家琪借住在五叔家的日子才过得如此阔绰。

第二次,李相才以李家琪在香港的外甥的身份,直接来到了北京,以看望在北京养病的舅舅为由,给李家琪带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一架照相机、一卷显微胶片、一沓密写药片、一封密写信,外加5000元活动经费。

此后,李家琪又与李相才有过两次接触,李相才要求他在北京开辟更多联络点、交通线,摸清我党的机密政策,窃取中央机密文件。

 

为了更好遮掩自己,独自住进四合院的李家琪,秘密告知特务机关,自己想找个老伴结婚,以此更好开展工作。

不久之后,特务机关派人送来一万元经费。有了钱,李家琪很快就托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比自己大6岁的王姓寡妇。1981年6月,李家琪与王寡妇在大耳胡同结了婚。

王寡妇有一个养女,名叫仇云妹,在北京一家银行担任重要职务,平时工作中,轻易便能接触到很多国家机密文件。

 

有了这个重要资源,李家琪当然不会放过。与王寡妇结婚后,他便挖空心思、想尽手段讨好仇云妹。当他听说仇云妹患有胃病时,马上托人花重金请来知名医生给她治病,并且一再表示:“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一定要把你的胃病治好。”

又有一次,仇云妹独自一人发高烧在家,李家琪知道后,立即拄着拐杖,一瘸一拐为仇云妹端茶送药,呵护备至,让仇云妹感动不已。

当听说仇云妹想学英语时,李家琪立即通过特务机构给她从香港寄来昂贵的英语教材和当时非常少见的英语磁带。

 

在生活用品上,电视机、洗衣机、高档化妆品,李家琪对仇云妹向来是有求必应,有需就送。享受李家琪胜似父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仇云妹全然把李家琪看成了比自己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亲人,对他完全放下戒备,知无不言,亲密无间。这之后,通过养女仇云妹,李家琪获得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

1982年9月,因为工作出色,李家琪的每月生活补贴,从500元涨到1000元。不过,就在这年9月底,在第四次与李家琪接触后,李相才在机场被公安机关带走。与此同时,李家琪也成了公安机关的严密监视对象。

 

一段时间后,因为一直没有收到李相才的消息,李家琪凭借多年的特务工作经验知道,李相才出事了。

1983年1月18日,一个名叫蔡苹的45岁的中年女子,从香港出发来到北京,找到住在大耳胡同的李家琪,给他带来了九千多元港币、一封密信和一沓密写药片,随后匆匆离开了。

通过密信,李家琪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军统特务机关北平站站长,代号为25607。得知自己受到重用,李家琪高兴极了。

 

可是,此时的他却不知道,四天后的1月22日,准备返回香港的蔡苹,在机场被公安机关抓获。而他自己,因为被公安机关严密监视,被群众多次举报,早已被列为重点人员,一张为他布下的大网,早已高高悬在他的头顶。

1983年2月1日,在北京大耳胡同39号院内,沐浴着早晨暖和的阳光,有一个老头,正坐在自家院落的摇椅上,悠然自得地泡一壶茶,轻轻颠着摇椅,一边看着电视节目,一边自在品茶,惬意极了。

就在这时,只听院门外“砰”地一声响,大门开处,好几位身穿制服的民警,一脸严肃地径直走到这老头面前,神色严厉地说道:“李家琪是你吧?跟我们走一趟!”

 

这一刻,李家琪瞬间就明白,一切都完了。

后经审判,主犯李家琪再度被判处无期徒刑,养女仇云妹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从犯蔡苹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至此,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最后一位北平站长落网,为国民党暗藏在大陆的情报机构划上了句号。

 

如今,曾活跃于战争年代的特务集团、特务人员,早已远离人们的生活,我们只能在电视剧、电影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身为普通公民,主动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抵制住名利诱惑,严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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