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末流寇，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张献忠了。怎么个有意思法？来看看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很有意思吧？如此反复的投降必然是诈降，可张献忠一再玩诈降的手段，却屡屡得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脑子的说法就是：因为张献忠太聪明啦，或者说太狡诈啦，明末的官兵都没有脑子，太好骗啦！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只要我们睁开眼睛仔细看看现实，就会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张献忠每一次诈降，都能保持完整编制，这说明张献忠在诈降时，并没有处于绝对劣势之中。这一点很好理解：如果明军处于优势，对于张献忠自然是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可明军每一次接受张献忠的诈降，都没能收编他的部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按说，张献忠只是反贼，明军却是中央军，实力应该强很多，他们为什么不“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张献忠打个损兵折将，再进行彻底收编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明军虽然是中央军，但每次的优势却并不明显，甚至占不了优势。这一点没有直接证据，但从事情经过来反推，就能得出这种结论。
在明末的各种奏报中，提及张献忠的反复诈降，官僚们总是强调自己上当受骗，从而错失了重创张献忠的机会。
如果只有一次两次，那我觉得这种说辞还有一定可信度，可十多次反复诈降，还说上当受骗，那就有点小瞧天下英雄了。
崇祯六年十一月（公元1633年），明朝官员轻信了流寇一次大规模诈降。当时共有六十一位流寇首脑向明朝官员投降，这次诈降的规模，恐怕比车厢峡还要大。
这次诈降引发的后果也是非常惊人的，被称为“渑池渡”。通过这次诈降，流寇开始越过黄河，大规模地进入河南、山西、四川、湖广和安徽，流寇之祸从西北局部问题，演变成大明的心腹之患。
如果孤立地看，“渑池渡”肯定是有可信度的。可问题是：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陈奇瑜的“渑池渡”，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了。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五省总督陈奇瑜进驰均州，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众多流寇包围在车箱峡中，眼看就要全歼这些流寇。但很可惜，陈奇瑜轻信了这些流寇的诈降，所以错失了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大明中央政府刚被流寇骗过，而且还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事情仅仅过去几个月，陈奇瑜就再次轻信流寇的大规模诈降，这可能吗？难道陈奇瑜没有脑子？
退一万步说，就算陈奇瑜真的没有脑子，可大明中央政府看到陈奇瑜的报告之后，居然还同意了他的做法，难道整个大明上层的决策者都没有脑子？
在陈奇瑜接受诈降后的几个月，张献忠就闯入凤阳，把朱明皇室的祖坟给刨了，整个大明上下一片哭声。
从表面上看，大明对张献忠真谓用心良苦、痴情不悔：“渑池渡”诈降时有张献忠，车箱峡诈降时有张献忠，刨朱明皇室祖坟时有张献忠，在杨嗣昌十面埋伏的时候，张献忠高呼一声“我要投降”，大明照样接纳张献忠的投降，并准许他保持独立武装和编制。
一桩桩一件件，岂不是太奇怪了？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大明中央政府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尽管他们明知道张献忠根本不可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所谓官兵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轻信敌人才接受诈降的说法，纯粹是官僚集团哄骗皇帝的说辞。崇祯皇帝听得多了，自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明白归明白，崇祯皇帝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崇祯皇帝下严令：有杀错，无放过。那么等到事情办砸之后，官僚自然会把责任推给崇祯皇帝。
温顺的兔子急了还知道咬人，更何况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流寇呢？要是流寇以拼命的姿态火并明军，我估计明军是讨不了好的，因为这支官僚化的军队，根本不具备打硬仗的素质。
到了那个时候，剿匪工作只会越来越被动。后世书生肯定会空口白话地说：“都怪崇祯皇帝过于残暴，不懂圣人之道，才导致流寇之乱无法平息。”
再者，流寇肆虐，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官兵剿匪，其实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如果崇祯皇帝一道命令，就能使双方扔下饭碗开始火并，那也把崇祯皇帝说得太了不起了，他要是有这种本事，明末困局何至于沦落到无可收拾的地步呢？
当官兵和流寇开始玩潜规则和无间道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谁下命令的问题，装睡的人是无法叫醒的，一心一意玩默契的双方也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当时民间流传的话是：“寇过如梳，兵过如栉。”从这个角度来看，官兵和流寇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拿着武器上战场的原因也是大同小异的。
如果大明中央政府真能把政府军扩编几十上百万，流寇肯定会立刻消失，转而报名参军为政府效力。
只可惜，大明中央政府穷得连现有军队都快养不起了，不但经常克扣，而且经常欠饷。渐渐地，招兵的渠道越来越少，许多吃不饱饭的壮丁只能去当流寇。
官兵与流寇之间之所以要经常打仗，是因为官兵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杀一批或招降一批流寇，否则就无法向大明中央政府和崇祯皇帝交差。
官兵与流寇之间打仗的全部动力就在这里，而这种动力实在不足以推动官兵与流寇玩命。换言之，官兵只希望与流寇交战保住饭碗，而不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得明末的流寇剿不胜剿。
从政绩来看，洪承畴的剿匪工作是干得最出色的，在陕西大获成功。可就在洪承畴剿匪成功的背后，是山西、湖广、河南和河北遍布流寇，因为流寇惹不起洪承畴，只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洪承畴因此被称为名将，官职也一升再升，但大明的流寇危机却愈演愈烈。
难道洪承畴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难道大明中央政府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知道，但知道又能怎样呢？
我不想苛责洪承畴，也不想苛责任何一个立志于剿匪的官员或将领，因为这是根上烂，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些所谓的“名将”或“名臣”，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那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能把流寇和饥民赶得到处跑，却根本无法扭转形势。
每当剿匪取得巨大进展时，往往就是匪患越来越大的前兆。
剿寇统帅的成功，不过是官兵默许流寇到别的省份去抢劫而已；剿寇统帅的成功，不过是官兵接受流寇诈降而已；剿寇统帅的成功，不过是从几十万流寇中，砍下几百个人头而已。
这种扬汤止沸的成功，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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